马脑巷中学和它的老师们

发布于 2022-05-14 06:32


   
 一、

       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,我到马脑巷中学去上初中。

       马脑巷中学,位于龚家洞下洞的三星大队,是一个片区学校,有一个完小班和一个初中班。上完小班的,是三星大队本土的学生,所谓近水楼台;初中班的生源,除了三星和共和两个大队的学生,山洞外边的复建、大山深处的桑园和杜庄三个大队,也有部分学生爬山过岭到马脑巷中学就读。

       学校坐北朝南建在一座小山包下,除了这座状如马脑的山包,学校前面不远,还有两座山包,三座山包等距离一字排开,传说是天上坠落下来的三颗星子,三星大队的名字也由此而来。马脑山上,长着一棵铁杆虬枝、苍翠欲滴的大松树,枝干分杈的地方受过雷击,一枝斜挂下来,整棵树气势非凡,跟画上的迎客松颇为相似。

       学校的南面,并排有两座大屋场,一座屋场名坳上,另一座名坳下。坳通拗,拗的拗上,拗的拗下,两座屋场上住着的,虽是一公子孙,因所住者众,以前颇多口舌。在两座屋场中间建了学校,耳濡目染歌声飞扬,书声琅琅,自此风气向好,说是“近学三年,鸡公叫子曰”。

       学校前面一块宽大的操场,操场西边是学校的厨房,靠墙摆着做饭烧水的柴火,门口用桁架挑出来一个长檐。长檐下,老师和学生,或站或坐着吃饭;坳上大屋的社员,有时也来闲坐,或者雨天摆棋对弈。 
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       教室的位置,比操场高出二米多,一栋土木结构的房子,屋顶上盖着小水瓦。踏上正中位置的几步石级,外面一个走廊,走廊两端各有一间教师住房。正门进去一个小礼堂,摆着一张油漆剥落的木制乒乓球台,两边各有一间教室。初中班的教室在东,完小班的在西,合乎东边为大的传统礼数。两间教室的上角,各开有一门,通向里边的教师住房。无论小礼堂还是教室,尤其是外面的走廊上,枯燥、松垮的黄土地面,人迹所至,终日尘土飞扬。上课铃声一响,同学们甫一落座,老师从走廊进来教室上课,好像如今的普京大帝,穿过硝烟弥漫的乌克兰战场。两间厕所建在教室的东边,老师和学生,都称东厕(si),尚有古之遗风。

二、

       教语文的刘向生老师,中等个头,背微驼,还未到冬天,就戴着一顶西绒帽子。后来知晓刘老师戴帽子,是有原因的,他头发稀少,顶上更是光秃秃的。上课时,讲到动情处,他取了帽子,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小手帕,抹抹头上的油汗,又匆匆戴上,包装着一个中年男人、一位人民教师的尊严。  

       上小学时,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,作文更是不在话下。上完了一个单元,周末放假,刘老师布置家庭作业,回去写一篇革命大批判文章,要求运用摆事实:,把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的“克己复礼”臭骂了一顿。周一早上,我第一个将作文交了上去,心里喜滋滋的,等着刘老师的表扬。

       中午吃完饭,我刚进教室,刘老师像一头斗人的黄牯,低着头冲过来,将我拉到他的卧室兼办公室,问作文是谁代写的?我说自己写的。刘老师说,文章写咯通顺,字写咯好,你写的,哄鬼,我把刘字倒挂起。刘老师不信,喊来同去上学的文叨子、永呷细和细毛求证。文叨子、永呷细和细毛,虽是一个大队,但住得离我家都有点远。文叨子和永呷细,便实说不晓得。只有细毛说作文是我写的,亲眼见我写的,说我从小会写字,会做作文。细毛仗义作证,刘老师相信了,他回嗔作喜,冲我竖起大拇指。

        我毕业以后,刘老师也从马脑巷中学调走了,我从此再没有见过刘老师,听说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。

       他只有一个儿子,养到十来岁时,被倒下的风车压死了。刘老师伤心绝了后,顶风冒险取了老婆的节育环,重生了一个儿子。结果刘老师遭遇计划生育的雷霆政策,褫夺了饭碗,发回原籍打土坷垃。有人说,一个时期,刘老师总把新生的儿子紧紧搂在怀里,说终是有了扛“筋坛”的。儿子不能奉老父亲的肉身,只能在父亲死后收殓骨殖进“筋坛”,这种血脉的青黄不接,让人听了潸然泪下,不胜唏嘘。最终刘老师有没有重返教坛,他的儿子有没有为他养老送终,他住在一个叫金坪的地方,离龚家洞有些远,结果不得而知。

三、

       教数学的张石健老师,高高的个子,大大的眼睛,留着一个上梳头。张老师得了一种怪病,头总是不停的摆动,乡人说是发“撂脑疯”。由于我数学很差,在初中两年的时光里,有关张老师交数学课,过程模糊,脑海里并未留下深刻的具象。

       和张老师有关的,倒是记得另两个细节。全校师生在一条叫枧洞的山沟里帮生产队挖红薯,我们来自共和大队的几个同学,一边择红薯,一边议论三叔公讲的古,“闭门推开窗前月”,下句是什么,大家都忘记了。张老师听到了,他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扔到土墈下,水潭里传来“咚”的一声。张老师说,这就是下句,他一点破,我记起来了,说是“投石击破水中天”。张老师笑着颌首,头晃得更加厉害。
       
       到了一九七七年毕业那一期,社会上猛烈批判一个叫唐忠富的人,学校由张老师写了大字标语,斗大的字写在报纸上,沿着走廊的墙脚,贴了长长的一线。张老师写的行书字,特。几年过去,我经过马脑巷中学,看到墙上的字还在。由此可见,张老师不但会教数学,文科方面也杠杠的,可谓全材。

       人生在世,千金难买的是健康。张老师那病,不知起自何时,但终其一生,也没有治愈。他退休好久了,我在街上遇见,他还是一边走,一边摇头,好像世间万事,都难入他的法眼。
       

四、

       到了周末,照例是方奇珍老师的劳动课,时间上,有时是一天,有时安排在下午。

       学校旁边的山头,长着茂密的油茶林,同学们从家里带来锄头,在方老师的带领下,到油茶林中垦地。地垦好了,从学校东厕里舀来大粪,掺好水浇进地里,撒上“药米”种子(中药白术的果实),再在种子上面覆盖一层细土。药米出苗了,后来的劳动课,方老师和同学一起,适时到地里除草、施肥,甚至要防止野兔子啃苗,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细心呵护。立冬过后有了收成,籽药挖出来卖给生产队,是学校一项勤工俭学的收入。

        方老师还带着我们到羊牯垴去剁柴。生柴剁回来,码在学校的操场上,经过一段时间的太阳曝晒,生柴变成了干柴,柴垛整整齐齐,像一堵矮墙。课余,方老师站在柴垛前,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。

       又一个周末,方老师要把柴卖给山外面烧制陶瓦的窑棚,同学们磨肩头皮的机会来了。那时不通公路,从学校到窑棚,近的有十来里,远的更远,中间还要翻过两座陡峭的山坳。方老师空着手在前面走,同学们挑着干柴跟在后面,扁担左肩挨右肩,队伍像一条缓缓蠕动的长龙,越往前行,感觉担子越重,脚下更加步履踉跄。我们将柴挑到了近路的刘家里窑棚,方老师跟窑棚交涉过了,认为出价太低,带着同学们往更远的嘴头山窑棚走去。嘴头山窑棚在汩罗江边上,方老师的家就在那里,他应该是知道那里的柴价。回来的路上,大家瘸脚跛腿地走着,像战场上下来的一队残兵败将,但同学们一个个都很开心,没有丝毫的怨怼。上过这样的勤工俭学课,真是一辈子记得,今天的同学们,更是无法想象。

五、

       一九七六年下学期,学校来了一位叫吴军民的新老师。

       年轻的吴老师踏进教室,他的胸前戴着一朵白纸花,衬衫短袖上套着一只黑袖子,肩膀上挑着一担皮箩,皮箩里装着住校的生活用品。我的脑海里深刻着这个情景,不独那时正是哀悼领袖逝世的日子,还因皮箩上写着“吴春庭”的名字,其中原因,是皮箩上的名字和我的名字同音。我一直冒昧地揣测,这名字应该属于他父亲,或者是他的祖父,他那么年轻,皮箩分明有了岁月的痕迹。

       吴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,说话幽默风趣,今天想来,有的近乎“叨天”(撒谎),是不可理喻的。比方说,他读师范的地方,过年杀猪,当有人夸猪大时,主人会说,不大,杀了你老人家百把斤。这样的话,从年轻的吴老师口中说出来,当时我们诺诺信。他读师范在县城,离龚家洞百十里,那时谁去过?山里的孩子,只觉得外面的世界新鲜有趣。吴老师说的那些,大抵因为年轻,比我们大不了几岁,心智同样不够成熟稳重的缘故吧。

       他虽然年轻,教学却认真,同学们喜欢听他的课。他说知识学进了肚子里,就是自己的,别人用耙头也挖不出来,几十年过去,这句话我还记得。此后,我同样没有再见过吴军民老师,虽然知道他的家乡,离我终生厮守的龚家洞并不远,都属同一个小镇。由于当时彼此年轻,长大以后身材相貌的改变,或许多年以后,我和他在小镇上,在通往他生活和工作的路上,有过迎面相遇,或者擦肩而过,奈何缘浅,竟不得相认,都一一错过,成为我心中一个永恒的念想。

六、

       具体不知是哪一年,马脑巷中学停办,三星和共和两个村一合计,将学校买给附近坳上大屋的一位村民。那位村民将学校拆掉一半改建成红砖楼房,留下原来的一半教室当偏杂屋。

       去年一场大风,将马脑山上的大松树拦腰吹折,松树挟裹着雷霆万钧之力砸中原来的学校,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,马脑巷中学的最后一抹痕迹就此烟消云散。